一九八〇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布袋镇的女子萧丽红凭一部《千江有水千江月》得了台湾联合报长篇小说首奖，且该作品成为风行台湾二十五年的当代爱情文学经典。二〇〇〇年，生于南京长于上海的女子王安忆借《长恨歌》摘取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且获得了一流评论家的充分肯定。这两部给各自作者带来殊荣的作品日后也都成为最能代表各自作者的重要篇章，这就像是一封被盖了特定邮戳的信件般笃定。

「张派」「胡调」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安忆本人其实不愿意与张爱玲划等号，她曾很不服气地说：“也许我的写作技巧还达不到张爱玲的水平，但我小说中的世界要比她大得多。”不过，读王安忆的作品却总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张爱玲。比如说：她们都由衷地热爱上海这座美丽与丑陋并存的城市；她们都擅长比喻，擅长刻画女性形象；她们都偏爱选择大时代里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小人物面对现实的心境，还有小人物们对于不可测的命运的无可奈何与惶惶恐恐。

萧丽红因第一部小说《桂花巷》的风格而有台湾版怨女之称。因此王德威、杨照等人在论述台湾张派小说家时，都毫无例外的将萧丽红归为台湾张派传人之列。但从《千江》一书来看，萧丽红此时明显已经摆脱了对张爱玲的向往与模仿，全书的精神内核更接近于胡兰成式的“中国礼乐风景”。胡兰成从《易经》中演化而来的中国礼乐乌托邦思想深深影响了萧丽红，甚至《千江》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中的文字。胡兰成虽身处烽烟乱世，笔下的中国却依旧天清地明，岁月静好，在悬崖边上建筑着他的世外桃源。萧丽红笔下的布袋镇蔡氏家族是端庄有礼且无一不好的，整个家族内部没有任何一起纷争矛盾，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副井然有序，亲厚友爱的大家族繁盛场面。这正是萧丽红对于中国家族的理想化想象。而构建这个桃花源的基础，就是传统礼乐，因为有理有情，这平静舒缓的桃花源才能一代代传递，从胡兰成日光下宁静的北方小镇，一直延续到了萧丽红渔火点点的台湾乡下。

一方水土一方人

王安忆长于上海，笔下的人物自然而然充满着属于上海这座旖旎城市浮华的特点。在《长恨歌》里，王安忆主要表现的是上海弄堂文化。“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就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她的一生便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那一生不算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绚烂后的平淡，平淡中不乏磨难，磨难中顽强地绵延。由此可见，上海弄堂文化决定、影响着王琦瑶一生的发展。

萧丽红生长在台湾的一个乡下小镇，笔下民风淳朴，自然气息浓厚，充满了诗化的语言。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女主人公贞观便是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篇篇章节里都能感受到贞观对那片乡土的感激赞美之情，那渔塘月色，一水一月，千水即是千月——世上原来有这等光景。邻里和睦，每个人真正息息相关，再不相干的人，即使叫不出对方姓名，到底心里清楚：你是哪邻哪里、哪姓哪家的儿子、女儿。回眸凝望渔港小镇的大海，贞观又会有那等感悟：“自己这一身，不仅只是父母生养，且还相属于这一片大海呢！她是虎尾溪女侠，鲲身海儿女，有如武侠天地里的大师妹，身后一口光灿好剑，背负它，披星戴月江湖行。”所以，贞观是打心眼儿里不要离开那么个好地方，甚至希望自己会在联招考试里落败，永远留在此地。

作者在扉页上写道“献给故乡的父老”，书中无时无刻不融入对传统文化、华夏民族的认同、骄傲和感动，更是直言“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是有一种无以名之的因子：这也是做中国人的神气与贵重……中国是有情的民族，这情字这样大，是隔生隔世，都还找着去，”《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她对故乡布袋耳濡目染从而写就的斐然篇章！

佛理禅性

佛教作为一个在东方极有影响的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也往往是潜移默化的，王安忆与萧丽红的作品中都渗透了佛教意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王安忆的作品中出现苦、修来世、轮回、渡、平常心等佛教用语，她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用“剃度”这个代表佛家出门标志的字眼来命名。但在王安忆作品中很难发现有系统的佛教知识，大多是带有朴素的民间佛教观念的痕迹。如在《长恨歌》第二部分开头的场景在邬桥，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1949年国共两党政权大交迭。一场关系到千万人身家性命的历史大变故就被王安忆“邬桥这种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一句轻轻巧巧地带过。接着便是佛理的论述：“桥这东西是这地方最多见也最富涵义的，它有佛里面的彼岸和引渡的意思，所以是江南水乡的大德，是这地方的灵魂。”“邬桥可说是大千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为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它是那种计时的沙漏，沙料像细烟一样流下，这就是时间肉眼可见的形态，其中也隐含着岸和渡的意思。”“它不是大海上的岛，岛是与世隔绝的，天生没有尘缘，它却是尘缘里的净地……”

经过邬桥的炊烟和流水熏陶的人生，才能真正做到不喜不惧，才能坦然面对换了朝代的上海弄堂世界。这正印证了她的创作追求“平常心”的重要性，更充分地说明了作者深谙佛教精神的本质。

萧丽红的作品则频繁出现禅句禅语。一部《千江有水千江月》小说名就脱胎于佛经故事：“印度阿育王，治斋请天下僧道，众人皆已来过，唯独平垺炉尊者，延至日落黄昏之时，王乃问道：如何你来得这样迟？平埒炉回答：我赴了天下人的筵席。阿育王叫奇道：一人如何赴得天下筵席？尊者说：这你就不知了！遂作偈语如是——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贞观与大信分手后，几次去关仔岭上的碧云寺，在那里的生活极大地净化了她世俗的心灵。正是有了那一番修行，之后十岁孩童的说话与他所饲养的蚕只才教得她彻悟，正是自己贪痴未已，爱嗔太过，以致今日受那倒悬之苦。

小说最后，贞观完成了自己的禅悟，她要快些回到故乡，做回见之人喜的贞观，“所有大信给过她的痛苦，贞观都在这离寺下山的月夜路上，将它还天，还地，还诸神佛。”

王安忆作品繁多，萧丽红为人知的就三部小说，但她二人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几乎同等的成就，《长恨歌》、《千江有水千江月》作为她们各自的代表作，值得读者深入研究其中的文化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