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能看到很多笃信佛教的统治者身影，然而，有这样一位君主，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几乎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高僧大德，他建寺布施、著述讲经、主持法会、规范戒律......最终，他将自己舍身寺庙，他就是统治南朝第三个朝代萧梁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所处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以篡位方式频繁更迭政权的大乱时期，就连他本人也是篡位夺权。刀光剑影中，血溅荒殿之上，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纲常礼教被戳得千疮百孔，儒家思想的支离破碎，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借着盛行的佛风开始聚拢人心并恢复儒家礼仪制度，佛教也因此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中成为了治理国家的政治基础。

建立萧梁后的梁武帝，亲自组建了一套由高僧、佛学专家和官员组成的班子，史称“建康教团”，他们的使命是编纂《在家受菩萨戒》。其核心内容为三聚净戒，即：持一切净戒，修一切善法，度一切众生。梁武帝希望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净化国人的心灵。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无论寒来暑往，总在五更天起床，批阅公文奏章，甚至寒冬时节冻裂了手，还依然勤于政务，他节衣缩食，平日只穿布衣，每日只进一餐素食。为了修养心性，梁武帝撰写了《断酒肉文》，下令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千余名僧人宣唱此文。此后，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便再也看不到荤腥，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不仅对佛教影响深远。如今，素食文化已延伸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在家受菩萨戒》历时七年编撰完成。梁武帝选择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之日，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并大赦天下，举国同庆，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梁武帝的勤勉使萧梁国版图扩大、人口昌盛、经济繁荣，众多外国使臣和僧侣纷纷前来朝贡探访，其中就有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他与梁武帝的对话成为了佛教禅宗第一公案，由此后人评价梁武帝“只重有相修为”，与菩提达摩的修行境界不可相提并论，但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将建寺讲经等“有为之相”的功德圆满后，才能使佛教的修行进入到“空”和“无”的阶段。

三百多年后，唐代诗人杜牧感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位居这四百八十寺之首的寺庙叫同泰寺，它之所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因为同泰寺是梁武帝为自己建造的寺庙。建成后，迈入晚年的梁武帝便舍身于此。一位本应在宫廷的奢华与权力的巅峰中享受荣耀的帝王，却选择了在寺庙的清灯黄卷里追寻灵魂的归宿，舍身同泰寺的梁武帝更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他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的在寺院里处理一些奏章，这一奇特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梁武帝也成了真正的菩萨皇帝。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每次大臣都在苦苦相劝无果后，以重金将他赎回，他前后四次在宫廷与寺庙间切换身份，这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费用，累计高达四亿万钱，此时的佛教，可谓空前兴盛。而梁武帝的佞佛之举时至今日依然备受争议。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岁月风云变幻莫测。曾经的同泰寺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虽已改变，但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对于王朝的演替来说，梁武帝是一位过渡性帝王，而对于中国佛教来说，他却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梁武帝用他虔诚与执着的善念照亮了后人在追求真理、慈悲为怀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探索，他毋庸置疑是推进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最具历史贡献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