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幅五代时期的绢本画作《神骏图》，画中一僧人与一高士坐于石台之上，全神贯注欣赏着一匹踏水而来的骏马，僧人对马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这位僧人放飞仙鹤的故事，然而，无论是驰骋沙场的骏马还是超凡脱俗的仙鹤似乎都与佛门无关，那又怎么会出现如此奇妙的场景呢？

其实，在东晋时期，当佛光初照到中原时，弥漫的玄风依然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名士清谈，蔚然成风。这位僧人就是当时游走于佛学与老庄之间的一代奇僧——支遁。公元314年，支遁出生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一个佛教徒家中，后因西晋灭亡，随父母隐居江南余杭山与邬山。25岁出家，30岁创建支山寺，供佛讲经。

佛门中的支遁，精研佛典，他对《般若经》的阐释，独辟蹊径，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并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

对老庄之学同样有着高深造诣的支遁。能在庄生的逍遥之境中自在遨游，以佛理入老庄，又以老庄解佛典。使“空”与“道”在同一个思维体系中交相辉映。支遁将佛家的智慧与老庄的玄思巧妙融合，并凭借口若悬河的清谈赢得了当时的王蒙、殷融以及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名士的青睐。他的思想，既丰富了佛学的内涵，又为老庄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佛道渗透、佛玄交融对“禅”的思想产生提供了土壤，在禅学中国化的漫漫长路上，支遁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先驱者。彼时，禅学自天竺传来，犹如一颗异域的种子，需在华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支遁以其非凡的智慧与卓越的创造力，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摒弃了禅学中那些过于晦涩、与本土文化相悖的部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核心思想，并把禅定的修行与老庄的虚静、逍遥观念相融合，让修行者在追求解脱的过程中，能找到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心灵慰藉。他的禅学思想，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天竺圣典，而是贴近人心、能为大众所理解与接受的智慧明灯。在他的努力下，禅学逐渐褪去了异域的外衣，开始以一种更为亲近华夏文明的姿态走进人们的生活，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为后世禅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岁月悠悠，千载已逝，在东晋的历史舞台上，支遁佛道交融的禅观既摆脱了印度和中国早期禅观离世苦行的特征，如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般不拘一格；又能使禅境不离世俗且超越世俗，亦如鹤归山林时的优哉游哉。更为难得的是，他让今天的我们有机会从不一样的角度去探寻东晋时期士人与僧人独特而迷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