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了解佛教的人都知道,佛祖的梵语音译为“释迦牟尼”,因此,中国汉地佛教僧人以“释”为姓。然而,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出家人均随师父姓,如汉译佛经第一人安世高,其弟子姓安;月氏国高僧支亮、支谦、支愍度等均随师父支娄迦谶姓支。
从两汉到东晋,佛教经过近四百年的传播,皈依三宝的弟子已不计其数,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由此产生的门派之争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此时,一个人的出现将一统佛门的混乱局面,他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僧尼应一律姓“释”,沙门纷纷响应,天下佛教自此归于一家,同时,他更开启了空前波澜壮阔的弘法历程。他就是被视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集大成者——释道安。
道安出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河北冀州的一个儒学世家里。但父母自幼双亡,由表兄长孔氏抚养。七岁开始读儒家经典,十二岁剃度出家。他虽天资聪颖,却因相貌丑陋,不被师傅所看中,寺院里也没有人愿意见到他。此时,这位丑和尚的主要修行方式就是独自在田地里干农活,但笃行精进的道安倒是乐于他的工作,他将田地当做课堂,把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道安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家,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
然而,命运的转机就往往出现在绝望之时。行至邺城中寺,他遇到了当时的北方佛教领袖佛图澄,佛图澄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他们相差八十岁,但彼此青睐,道安拜师佛图澄,却是青出于蓝,如果说佛图澄传教主要依靠“神通咒术”,那么,道安传教则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发挥佛教本身的魅力,来争取教众。在跟随师傅学习佛法十七年后,公元348年,一代高僧佛图澄圆寂,道安痛失良师,他接过师傅衣钵的同时,也接下了筚路蓝缕的佛教事业。
此时的中国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本该清净的佛门由于可以避免赋税,引来很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加入,佛门变得鱼龙混杂。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戒律的缺失,僧人的行为无法可依,僧团混乱不堪。道安意识到,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彻底毁掉。
公元351年,后赵在内战中灭亡。寄居邺城的道安只得带领着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四处逃亡,躲避战乱。为了不让佛法泯灭于劫难之中,道安开始制定僧尼规范,他参考以前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并结合现实状况,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行香定座上经上讲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再到布萨差使悔过等,都无一不备,天下僧尼以“释”为姓的明确规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定下来的。
道安提倡“农禅并重”,他率领僧团在王屋山开荒种田,起初吃野果草木,收成后也只吃番薯粗粮,他常讲师傅佛图澄及诸菩萨在世时的种种苦行,勉励大家亦耕亦禅,磨练意志。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许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全部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住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战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徒众,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傅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前秦主苻坚,以此来拯救众生。
公元378年,攻克襄阳的苻坚素闻道安之名,礼请道安至长安,驻锡五重寺。道安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佛教事业上新的使命和贡献——翻译佛经。在苻坚的支持下,道安主持数千人的大道场,选经翻译,详加校订、一一作序。在长安的七年,译出大乘般若类经、小乘类经和戒律类经共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约一百余万言。在译经过程中,道安还总结了译经的经验与困难,归纳出佛经翻译“五失本,三不易”(五种改变或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与三种使译者很难表达佛经原意的情形)的观点,对日后佛经的翻译影响甚大。
东晋太元十年即前秦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一代佛学宗师道安无疾而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时年74岁。统一佛教姓氏、整顿佛门乱象、制定僧尼轨范、组织翻译佛典,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道安名垂史籍。由于道安的努力,中国佛教从朴素的草创阶段迈入了全面发展的轨道,原本如涓涓细流的零散佛教思想由此汇成江河主干,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后世称道安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集大成者,名至实归。